教育問題離不開社會環境和結構，當社會結構越失衡或者經濟越苦悶的時候，教育就越困難，因為儘管差異存在、儘管學生都是個體，可是差異的擴大的確會造成教學的更多不便，以前我們說「爸爸看報紙、媽媽在掃地」，現在突然不能這麼說，那是刻板印象形成的第一步；以前我們說我們是台灣人，這個我們涵蓋了我、你、我身邊的大多數人、你身邊的大多數人，但全球化，或者說外配的增加、交通便捷，都加速了人和人、國家和國家之間的交集，卻也模糊了這群人、那群人的定位，我們開始無法用簡單的辭彙去描述，開始注意到標籤的方便與桎梏。這很好，正因為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所以必須更加小心地對待在這之中可能製造的傷害，可是這也很困難。
印象很深刻的是父母同為印尼移民的小男孩億成所面臨到的身分認同的問題，當被問及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是印尼人時，億成的妹妹無需任何思考就答出自己當然是台灣人，反觀億成的支吾，讓人看見他的拉扯與掙扎，爸媽可能覺得自己是印尼人吧，可是我在台灣，我身邊的人都是台灣人，我好像也離印尼好遠好遠，那，我是哪裡人呢？在社群論的理想社會中，公民認定社會整體具有一個共同的善，是社會成員共同的事業，因此成員之間具有一種相互的承諾(mutual commitment)，而這個相互承諾本身就有其價值，所以個人願意為社會整體或社會其他成員的福祉，從事必要的犧牲，也就是說，公民共和主義的公民是建立在對一個共同善的認同上，泰勒稱這種共同善的意識為愛國心，所謂愛國心，是介於友誼和親情以及對他人利他性的奉獻之間，友誼和親情是對特定個人的情感，而對他人利他性的奉獻是指願意為任何人利益而行動，而愛國心的對象是自己的同胞，而這些人和自己之間不必具有友誼或親情關係，而是藉著共同參與一個政治社群所產生的特殊關係，這種關係雖不像家庭那麼親密，卻和家庭類似，因為成員彼此因分享共同的歷史而結合，在此情況下億成的情況顯然因此而艱鉅。
但其實透過對話也能發現，外籍新娘的跨國性思維似乎沒有那麼的明顯，尤其是小孩子更不顯著，強勢及均質的臺灣文化、兩地生活條件的懸殊、原居地親友的鼓吹、傳統婦女思想，以及本身的經濟能力不足等原因，都影響到他們跨國主義思維的展現，佩玟存有母親原居地的文化與觀念、億成和麗晶則沒有，但從他們母親身上可以看見在移民後，會殘留或凍結移民當時母國的某些固有文化，而造成與目前環境及文化之間形成差異與距離，鄰居也說：「就覺得哪裡不一樣，他們自己也有自己的認同。」使得孩子在面對父母間文化差異時，會形成其個人特有的文化複雜性與意識。多數外籍新娘的生活重心多環繞在家庭、先生和小孩之間。他們一直存著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宿命想法，因而犧牲了與母國文化接觸的機會。然而，臺灣社會似乎並沒有以平等的想法看待她們，而是常被我們視為「他者」（所以我們才要她們「和我們ㄧ樣」）。難道她們母國的文化真的不值得我們學習嗎？其實，外籍新娘不只是鑲入臺灣社會，她是能為臺灣的國際化與多元化做出實質貢獻的。
台灣大多數外籍配偶的來源嚴格來說都較為扭曲，才會形成特殊的社會困境，不對等的社會地位和價值觀造成認同上的更為困難，（外籍新娘多因原居地生活環境極為貧困，謀生不易才決定要嫁到臺灣，她們多期盼可以改善家中經濟並幫助弟妹，認為這是她們脫離貧困的方法之ㄧ。同時她們也有著相當宿命想法，將嫁到臺灣視為是一種命運的安排。）但其實跨國婚姻家庭亦提供了兒童多元文化的刺激，有些學者認為孩子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有助於孩子覺察文化的多元與多樣性，認識不同文化間的價值、角色、行為等差異，使孩子對人際關係、態度、語言能力及少數民族文化認知有正面影響，利於其個人的社會化與鄉土認同，期許台灣能更加看見差異和真正接受、擁抱差異，而不是自以為是地說著平等卻非站在真正平等面上，往往我們會以隱諱和避談的方式，來處理外籍新娘子女在學校與同儕互動的關係。這不僅忽視了外籍新娘子女雙重文化的事實，也削弱了他們學習母親文化的動機，更剝奪了他們對母親國家身分認同的機會。同時也讓小孩失去學習尊重、包容與平等多元文化的實務經驗。因此，大方的承認並接受他們和我們之間是有些方面是不一樣，是需要的，都是人、都是該被尊重的人，儘管是雇傭關係也是一樣的，多元文化的認同是沒有種族差異的，一個由不同文化族群的父母所組合成之家庭，其文化張力應能提供個人一個既新奇又良好的表現機會。
